1985年12月2日凌晨，美国康涅狄格州新米尔福德镇，65岁的退休卡车司机埃弗雷特·卡尔在家中被残忍杀害。经过近4年的调查取证，最终，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在案发现场发现的一条“带血毛巾”，成为检方指控两名嫌疑人的主要依据。

  然而，因为毛巾上的血迹“失踪”，该案在2020年被推翻，两名“凶手”在坐牢30多年后被无罪释放。

  2023年7月21日，美国法官裁定，李昌钰在该案中“捏造证据”，有支付损害赔偿的责任，很可能被判赔两名受害者数千万美元。

  一时间舆论哗然。素有“华人神探”之称的李昌钰，在业内有口皆碑，这次裁定难道将成为他65年从业生涯中少有的“污点”？

  7月26日，已84岁高龄的李昌钰接受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采访，首次正式回应指控。

  两人入狱后一直在喊冤，2008年，申请对“血毛巾”重新检测，结果显示，毛巾上沾的并非血迹，而是某种无机物质

  2020年，两人状告李昌钰、8名警方调查人员，称警方“制造了证据”，李昌钰提供了“判断错误”的证词

  2023年7月21日，法官称，“除了声明他（李昌钰）进行了测试外，记录中没有一点证据证明他当时进行了血迹测试”

  李昌钰为华裔美国人，生于江苏如皋，美国纽约大学生物化学硕士、博士，曾任康涅狄格州警政厅长。他鉴识过多个全球重大的案件，如肯尼迪被杀案、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桃色案、“9·11事件”、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法医调查南斯拉夫种族屠杀万人案及“3·19枪击案”等。

  1985年12月2日凌晨，美国康涅狄格州新米尔福德镇，65岁的退休卡车司机埃弗雷特·卡尔在家中被残忍杀害。

  按新米尔福德镇警方的说法，卡尔被杀现场是他们见过的“最血腥的犯罪现场之一”。

  身穿背心和短裤的卡尔倒在家中门厅的走廊里，鲜血淌了一地，从墙角到天花板也都被溅满了血迹。到达现场的警察不得不用木板搭起一个斜坡，才能接近尸体。经法医鉴定，卡尔全身被刺27刀，颈部有一道约13厘米深的伤口，颈静脉被切断，头部受到7次重击。

  案发时间在凌晨1点左右。卡尔的女儿凌晨4点和朋友聚会结束回到家，发现这恐怖的一幕后报了警。

  警方随后在死者卧室的抽屉上发现了血迹。抽屉里有一双血迹斑斑的袜子，和一个沾着血迹的雪茄盒，表明凶手在行凶后曾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据报告，录像机、珠宝、几卷硬币和一些衣服失踪了。

  卡尔的两位邻居对警方表示，在谋杀发生当晚，他们曾听到附近有一辆汽车驶过，“发出非常刺耳的声音”。车子停了约半小时后才离开。但两位邻居并没有亲眼看到这辆车，也没听到汽车开门或关门的声音。负责此案的警探安德鲁·奥西夫认定，这是一起“入室盗窃杀人案”。

  很快，两名流浪青年——时年18岁的瑞奇·伯奇和17岁的肖恩·亨宁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

  两人被锁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问题青年，吸毒成瘾，有入室盗窃前科，居无定所，就睡在一辆偷来的别克汽车中。那辆车的消音器坏了，导致车子在行驶过程中会发出巨大的噪音，似乎与邻居听到的声音相符。而就在案发前一天，伯奇和亨宁刚从毒贩那里购买了可卡因。

  据伯奇供述，他们开着这辆别克车参与过多起入室盗窃案，并曾因此被捕。但对于卡尔的死，两人矢口否认。

  警方对两人仔细搜身，也检查了他们的汽车，未曾发现死者的血液、毛发或DNA。案发现场发现的头发和40多个指纹，都是被害人以及家属的，与两人并不匹配。

  虽然没有一点直接的物证或人证能将伯奇和亨宁与谋杀案联系起来，但是警方在审讯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警方第一次给亨宁看受害者卡尔的照片时，亨宁无意中说出卡尔身上的文身——这在照片中并没有体现——亨宁辩称，他在镇上见到过卡尔。

  据奶奶称，亨宁刚被捕后不久，曾用监狱电话打给她。电话里，亨宁沮丧地说，他参与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导致一名男子和一条狗被杀，但他不是凶手。尽管受害者卡尔家并没有狗，但这通电话仍让警方认定亨宁有重大嫌疑。

  由于关键证据缺失，警方的指控只能依赖于亨宁奶奶和受害者邻居们的证词，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

  李昌钰当时是康涅狄格州警局刑事鉴识实验室主任。案发当天一大早，他到达现场，协助警方寻找指纹、足迹和凶器。

  李昌钰解释称，受害者和凶手之间显然发生了暴力争斗，但从走廊上的血迹分布规律来看，大部分血迹是“未被阻挡过”“不间断”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并没太多血喷溅到凶手身上。但他同时也表示，不排除凶手身上可能会有少量血迹，“我的观点是‘可能’”。

  多次搜查现场之后，李昌钰找到了一个日后被认为是决定性“证据”的物品——一条“血毛巾”。他在受害者家中楼上的一间浴室中发现了这条沾有污渍的毛巾。经过多次检测，污渍被证实“有血迹化学反应”。

  1989年，李昌钰出庭作证，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的一条毛巾“有血迹化学反应”。检方以此为突破口，向陪审团主张，伯奇和亨宁很可能就是用这条毛巾擦拭干净了身上的血迹。

  这一物证加上其他证人的证言，构成了对被告不利的举证。伯奇和亨宁最终被判谋杀罪成立，刑期分别为50年和55年。

  两人入狱后一直在喊冤，伯奇还多次给福克斯电视台写信，呼吁重审当年案件，但都没有成功。

  2008年，伯奇和亨宁在一次上诉中，申请借助最新的基因检验测试手段，给当年的关键证物——“血毛巾”重新检测。检测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那条毛巾上沾有的并非血迹，而是某种无机物质。

  2019年，美国康涅狄格州高等法院推翻两人的定罪，称因伯奇和亨宁的衣服上和车里都未曾发现血迹，犯罪现场发现的DNA、头发、指纹等也没有一项与二人相符，法官下令重审此案。

  由此，伯奇在服刑30多年后得以释放。亨宁则比他早一年就因针对青少年犯罪的新规定而获得缓刑。

  2020年，伯奇和亨宁的定罪被正式撤销。随后，两人向联邦法院提起“错误定罪诉讼”，将李昌钰、8名警方调查人员以及新米尔福德镇都列入被告。

  起诉书中称，“为了有合理逮捕的理由，在缺乏物证的情况下，警方制造了证据”，并称由于李昌钰提供了“判断错误”的证词，剥夺了他们受到公正审判的机会。

  2023年7月21日的裁决中，法官维克托·博尔登判定李昌钰“没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他当年的证词，“除了声明他进行了测试外，记录中没有一点证据证明他当时进行了血迹测试。而20多年后的检测结果为，毛巾上并没有血液存在。” 据环球人物

  李昌钰博士被誉为“华人神探”，在数十年刑侦生涯中破案无数，当中不乏涉及名人的国际大案。

  2020年法官撤销伯奇和亨宁的有罪判决后，李昌钰曾对记者表示：“在我多年的鉴识生涯，调查过8000多起案件，从未被指控蓄意提供不实证词，这是我必须替自己辩护的第一起案件。”

  7月23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上李昌钰夫人，她回应称李昌钰将发布正式声明为自己证清白。

  我对美国地区法院法官维克多·博尔登在有关伯奇先生和亨宁先生定罪责任方面的裁决感到失望。

  1985年，康涅狄格州警总署重案组(CSPMCS)被要求协助调查这起谋杀案现场。CSPMS负责卡尔谋杀案现场。作为法庭科学实验室负责人，我与部属们在1985年12月2日晚上被邀请到新米尔福德的谋杀现场，进行现场化学测试和初步犯罪现场重建。我们对数百个部位进行了指纹、足迹和生物证据（包括楼上的浴室、水槽和有关毛巾）的检测。

  楼上浴室的一条毛巾上发现了轻微红色的污渍。在水槽里也观察到了一些污渍。我在毛巾和水槽的表面使用了Tetramethylbenzidine（四甲基联苯胺）来测试。Tetramethylbenzidine是20世纪80年代用于检测血液的化学试剂。毛巾上的一处轻微污渍和水槽中的一些污渍给出了阳性反应，根据我的指示，这条毛巾和水槽中的液体被康州警方（CSPMS）收集取证。这些物品被分别放入证据袋，用证据封条封好存在物证室。由于不明原因，这条毛巾从未被送到实验室做确认测试。

  我是一名法庭科学家，我只在法庭上陈述我的科学发现。确定要用哪些证据和问证人什么样的问题是律师及法官的职责。

  此案我不负责现场摄影、物证记录、证据收集。伯奇先生和亨宁先生直到我1985年12月2日参与犯罪现场勘察数周后才成为嫌疑人。在他们成为嫌疑人之前，我对犯罪现场的科学调查早已完成存档。我被州检察官传唤出庭，只是对我在现场重建和化学测试方面的科学结果作证。我没有一点动机或理由捏造证据。毛巾的化学测试对伯奇先生和亨宁先生涉嫌参与此案没有直接的指控作用。此外，在他们的审判中，我作证的科学证据中还包括了无罪证据，比如没有在他们的身上衣物检测到血迹。

  20年后对毛巾进行的血迹否定测试不能被解释为这条毛巾上从未进行过血液阳性测试的事实，更不能轻易得出这是捏造证据的结论。毛巾在物证室内保存了20多年，自然会发生生物降解、分解或变性。生物证据会跟着时间和不利条件的推移而分解，这是科学事实，没有一点法庭科学家会否认这一点。此外，这些微量的痕迹也许初步测试时已用完，甚至有可能已经从毛巾表面脱落。

  当我审查我手头拥有的案件材料时，我找到了放置在毛巾证据袋上的证据标签的副本。标签上清楚地写着：“物证16，收集日期为12-2-85时间，2305，物证白毛巾，带有粉红/绿色（难以辨认）图案，带有类似血迹的污渍，地点二楼浴室水槽架”。这个证据标签清楚地表明在康州州警和实验室人员到达现场时，在浴室毛巾上发现了类似血迹的污渍。这是明确和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条毛巾已在1985年12月2号晚23点05分被取证封存在物证袋，也证明我没有伪造证据。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李华